鼎，立国重器，政权象征。
在史书中，它每每出现在中国历史的风雨晦暗时刻，被无数或艳羡或贪婪的目光紧紧盯着。
即便如今，又有几人不如是！
1990年初，在黄河中游的山西平陆县，包括一件大方鼎、两件大圆鼎在内的一批商代青铜器，在修沿黄公路时被偶然发现。
这三件鼎的年代，距离传说中夏朝“禹铸九鼎”的时间，尚不久远。尤其是使用了“拼铸法”的方鼎，铸造工艺上更具原始性。
然而，就是这件方鼎，出土后却经历了被几个发现者“肢解”后当“金子”售卖的劫难，所幸，经过一番堪称惊心动魄的侦缉，方鼎被追回，最后连同其它青铜器一道入藏山西博物院。
这件方鼎的命运，乃至这批青铜器的发现，与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考古人密切相关。
他有一个听上去与那个久远年代气质颇相符的名字。
他叫卫斯。
卫斯，山西平陆人，出身草根的考古学家。他在文博界的经历，只能用“不可思议”四个字来形容。
这位1954年2月出生的考古人，只有高中学历，却是山西省委直接联系的高级专家和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74年，卫斯从平陆中学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老家务农。1976年，省里考古学员班招生，他被推荐参加学习，半年后和十几位同学被分配到当时的山西省考古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前身）。在省考古队两年多里，他参加了著名的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和临汾丁村遗址的发掘，之后以工人身份回到平陆县文化馆，之后到县博物馆工作。
1982年，卫斯把他的第一篇农业考古论文《我国栽桑育蚕起源时代初探》寄到了《山西文物》编辑部，时任编辑朱华惊讶于其资料占有量和专业程度，专门给运城市文化馆一位朋友去信打听，平陆县何时来了一位名叫“卫斯”的老先生？当得知卫斯是一位仅仅28岁的年轻人后，嗟呀不已。
从此，卫斯的多篇考古论文陆续在山西及国家级专业期刊发表。1984年，卫斯作为山西省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全国自学成才表彰大会。
卫斯和商代青铜鼎的故事，源于黄河北岸一个叫“前庄”的自然村。
前庄，位于平陆县城西南约40公里处一个土丘陵台上，隶属坡底乡崖底村，与河南三门峡市隔黄河遥遥相望。
1990年1月，平陆县在黄河北岸修建沿黄河公路时，修到前庄。
1月12日中午，平陆县公安局接到三门乡派出所报告：有相邻的坡底乡向阳村村民反映，1月3日修沿河公路时，在黄河边前庄一个叫“将军圪塔”的地方，挖出了一批“个头挺大的铜锅锅和铜罐罐”，上面还有漂亮的花纹，“这些器物都被挖掘者私分了”。
县公安局立即与县博物馆取得联系。根据大致描述，有着多年田野考古经验的卫斯初步判断：这是一批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难以估量。
连午饭也没顾上吃，时任平陆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李副局长就带领三名干警，和卫斯一道驱车直奔前庄。
山西博物院藏
上腹部有一周凸起细线条构成的饕餮纹，四个腹面左右两边及下端有凸起乳钉纹。鼎腹外四角有明显的铸缝，腹内四角各有一块附加的角板，用以连接鼎腹的四壁。整个方鼎是用“拼铸法”铸造而成，方鼎通过设计、制模、翻范及逐块拼铸四个步骤，把五大部分合铸在一起。
宋某等人把大方鼎弄回家后，连夜商议如何处置。
四人中，初中毕业的宋某还是当地一个小学得民办教师，只有他还有些文化，其余三人都是文盲。可笑的是，包括宋某在内，四人都不知道这个大家伙是何物，也不知这是什么材料制成的。
宋某不知听何人说，这种鼎是纯金铸的，价值不菲。为防四人中任何一人独吞方鼎，同时也为了缩小目标，在倒卖过程中运输方便，宋某等居然想出一个恶招：用铁镢砸断方鼎的四条腿，其中鼎身和一条鼎腿由宋某保管，另外三条腿分别让其余三人保管。
随后的一天凌晨三四点钟，宋某等四人早早起身，一路遮遮掩掩，用小平车将解肢了的方鼎运到邻近的曹川乡农业银行营业部，想让银行把鼎当黄金收购了。
当农行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件“古董”不是黄金，而是青铜所铸时，宋某等四人顿时傻了眼。退而求其次，当日上午，他们又将被肢解的方鼎运到曹川供销社废品收购站，打算以废铜的价格卖掉。
方鼎实重近40公斤，废品收购站称重后，说要除去渣质，只能按30公斤废铜算。
每公斤按6元，这么大个鼎才能卖180元，宋某等四人合计半天，每个人分不了几个钱，觉得实在划不来，索性又将鼎身、鼎腿运回各自家中保管，伺机等文物贩子上门收购。
平陆地处山西最南端，地形复杂，县境沟壑纵横，仅土沟就有75条，支沟、毛沟更是数不胜数。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居住建造习俗，形成了这里独特的汉族民居形式——地窨院。随着居住方式的转变，现存平陆地窨院已经无数不多。
当时已是1月下旬，春节来了，人员流动频繁，宋某等人家里藏有“金鼎”的事情，先是在他的亲戚中传播开来，随后社会上也有了前庄出土的大方鼎被倒卖的传闻。
春节过后的正月初八，是平陆县机关单位年假过完上班的第一天。上午九时许，主持县博物馆工作的卫斯正准备到县文化局接受一年一度的春节文化活动单位分配任务，在县政府东门外的马路上，正好遇到了一位正要找他反映方鼎情况的县委干部。
这位干部老家就是坡底沿河人，他是在春节期间走亲戚时听到大方鼎的传闻的。当这位干部在马路边将听到的情况向卫斯说了后，卫斯又惊又喜，又气又恨，立刻意识到追缴这件国宝刻不容缓。
他来不及向文化局长请示汇报，就急匆匆地直奔县公安局，直接找到上次一同去前庄收缴文物李副局长。李副局长也大感意外，立即通知坡底乡派出所所长杨道义在乡政府等着，说他和其他人随后就到。
当日中午12时30分，李副局长、卫斯一行四人的车刚驶进坡底乡政府大院，杨道义就迎上来，招呼大家先到乡政府食堂吃午饭。但李副局长只是推开车门，连车都未下，一招手让他上车，掉转车头，向宋某所在的小学西粮宿村开去。
近年来，每到入冬时节，成千上万只白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平陆黄河湿地过冬，成为平陆一大景观。
西粮宿村小学是一个山区小学校，全校只有三间瓦房，连院墙都没有。宋某正给学生上中午课，为不惊动学生，老杨让村干部把宋某叫出来，让他到做办公室的瓦房内。
所长杨道义先询问方鼎的事情，但宋某矢口否认有什么方鼎。这时候，卫斯有些着急，李副局长感到气愤，第二轮就由他们两人跟宋某谈。当李副局长把已经掌握的情况讲给他听时，宋某这时才老实交待了他们四人如何盗掘方鼎、损坏方鼎、倒卖方鼎未遂的全过程。
此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村干部招呼李副局长、卫斯、老杨一行吃饭，李副局长说：“等东西收缴完了再吃。”说罢，一挥手，就分头行动。
先是从宋某家缴回鼎身和一条鼎腿，由李副局长、卫斯看护。然后，由宋某带路，杨道义和两位干警跟随，到另外三家去收缴那三条鼎腿。
那三个人分居三个村子，一个在尖坪，一个在麻院，还有一个住在“老虎嘴”。
当老杨一行先收缴了尖坪、麻院那两家的鼎腿，赶到“老虎嘴”时，没料到，这一位已经急不可耐，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古铜锈可以入药治病，两天前将自己保管的鼎腿送到了一家个体诊所，换了几个零钱花。
修路时偶然发现的方鼎圆鼎等青铜器，有惊无险回归。那么，另一个问题就自然浮现了出来：这批器物属于什么人？为什么埋藏在滔滔黄河边？
卫斯带着极大的热情，开始了深入探究，北大考古系邹衡教授、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等多位专家都曾到平陆进行考察。
发现商代器物的所谓“将军圪塔”，位于前村南端黄河北岸的一个黄土丘陵台地，北与陡峭的石崖相连，西、南两边二十余米外的悬崖下，就是波涛汹涌的黄河，东侧有条山涧，一条当地称为“石膏河”的小支流进入黄河。
发现青铜器后，原运城地区文物工作站和平陆县博物馆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开探方6个，发掘面积100余平方米，收集到一批细泥质灰色陶器绳纹斝、罍、瓿、盘、盆、罐、纺轮、网坠等残片，判定这是一处商代二里岗时期古文化遗址。由于长年水土流失，这处文化遗址呈北高南低，顶小底大，东西带状，总面积约为1万平方米。
结合各种文献，分析出土器物特征，卫斯等专家判断，这处遗址是商代早期的一处祭祀场所，因为除了方鼎、圆鼎，还出土有罍、爵、觚、釿、有銎铜斧等，同时还发现有灼痕的无字卜骨，这些都是商代王室所用之物，王权统治的象征。
前庄青铜器中，以大方鼎、大圆鼎、觚、爵、罍最为精美，尤其是方鼎和圆鼎，器形硕大，花纹优美，堪称国宝级文物。特别是方鼎的铸造方法，犹似搭积木一样拼装合成在一起，质朴原始，非常特殊罕见。
在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商的始祖契到灭夏的汤，共传14代，先后迁都8次，契的儿子昭明第二次迁都就在“砥石”。
如果单从字面上看，“砥石”与“砥柱”仅一字之别。卫斯推测，“砥柱”实际上是砥石柱的简称。作为地名来讲，砥石应与“砥柱”同源。由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的《中文大辞典》“砥石”条也说：“砥石，地名，未祥，或以为砥柱。”
据此卫斯认为，砥柱以东、东粮宿村以西，这大约10公里范围之内沿河一带，就是昭明一系当年所居的砥石，“粮宿商城”便是“昭明之都”。
他之所以有此判断，不仅仅是因为“粮宿商城”地近“砥柱”，更重要的就是在“粮宿商城”附近的前庄和大祁村，发现了商朝祭祀用的青铜礼器。而这两批青铜礼器，从规格上讲只有商王室才可能拥有。
那么，“粮宿商城”肯定就是昭明住过的吗？前庄大方鼎和大圆鼎是他祭河时埋下的吗？
对此，卫斯的推测是“未必”。
他的证据是，从厚重程度上看，前庄遗址出土的商代大方鼎，明显比郑州商城杜岭一、二号方鼎为早。虽然它们在器形上、花纹上有相似之处，但在重量上悬殊甚大。
杜岭一号方鼎高达100厘米，重达86.4公斤；二号方鼎高87厘米，重64.25公斤。而前庄遗址出土的方鼎高82厘米，重约40公斤。昭明所处的相对年代即相当于夏初，即距今3900年到4000年的样子，而从绝对年代上讲，前庄出土的方鼎属二里冈下层，年代最多距今3700年。
